由初唐-盛唐-中晚唐时期华表形制变迁

华表又叫“石望柱”古称“桓表”，据西晋时期的崔豹在《古今注?问答释义》记载，相传尧时立木牌于交通要道，供人书写谏言，针砭时弊。华表用于坟墓始于春秋时期，皆为木制，东汉时期开始使用石柱作华表。唐陵秉承前制，一直到中国古代社会终结，历代帝陵均设置华表。

唐十八陵朱雀门外的华表现有存21个，较为完整的有献陵、乾陵、桥陵等10个。其中尺寸最为高大的是建于开元盛世的桥陵华表，约8.64米，最矮的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建陵华表，通约高5.5米。唐代华表多为八棱形，上窄下宽。华表的底座通常呈方形，是莲花座或须弥座，刻有蟠龙的图案。献陵华表柱头为犼兽故与其他陵墓华表不同，一来是其承袭南北朝时期陵墓风格，二来是李渊笃信道教之缘故。武周时期，佛教为国教，乾陵及以下诸陵华表柱头由瑞兽变为宝珠，即佛教七宝之一的摩尼珠。华表柱顶和柱身与柱座相接处也浮雕为佛教圣物仰覆莲花，这反映了佛教文化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。其后的桥陵、端陵和贞陵华表形制基本与建陵相同，华表柱身八个棱面均线刻蔓草花纹，其连绵不断的造型特点，被人们赋予长生不绝的吉祥之意。从崇陵开始的晚唐时期，华表的柱体上还出现了造型生动的伎乐飞天和凌冬不凋象征“益寿”涵意的忍冬纹饰。华表呈现出一种物化的生命象征意义，散发出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精神、气质和神韵。

由盛唐-中晚唐时期翼马形制变迁

翼马，亦称“天马”、“飞马”或“龙马”，历来被看作祥瑞之物。《山海经?北山经》记载:“马成之山，其上多文石，其阴多金玉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白犬而黑头，搭见人则飞，其名曰天马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孙氏瑞应图》云:“龙马者，仁马也。胳上有翼，旁有垂尾鸣声九音，有明王则见。”在陵寝列置翼马，是为了表明君王的英明，并以此来宣扬盛世恩威。

唐十八陵前神道原有翼马32个，尺寸最高的是建陵翼马，约3.17米。唐陵翼马变化较明显，早期以乾陵翼马为代表，两胁较繁复，腹下四腿内中空。中期以泰陵翼马为代表，两胁翼纹为三长翅翎，腹下四腿内与座连为实体，其表面雕饰云气纹。晚期左右翼马追求对称，如崇陵翼马的鬃毛左披右剪。《唐代帝陵门狮及翼马雕刻风格考/周莎》

由盛唐-中晚唐时期鸵鸟形制变迁

鸵鸟，产于非洲、西亚等地，早于汉代就传入中国，唐永徽元年（公元650年）由阿富汗境内的吐火罗献于昭陵。将鸵鸟之浮雕像，是唐王朝与西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，象征封建王权的强盛和天下归心的思想以表万邦来朝之意，也是彰显王朝国力威武之势。

唐陵鸵鸟体积最大的是乾陵鸵鸟，在高约2.13米，宽1.73米，厚0.38米的石屏上，高浮雕鸵鸟羽毛丰满，体态自然，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造型极为写实。马立明在《唐陵石雕鸵鸟浅说》中谈到，乾陵鸵鸟的足下是石屏的底座，上面有一圈线刻花纹，现已模糊不清，但从拓片上观察，是几只小鸵鸟和蔓草的线刻画纹，线条流畅，动作活泼。看得出是鸵鸟浮雕的陪衬。整个雕像由一整块石料雕成，重约9. 8吨。

乾陵之后，陵墓前放置鸵鸟一对，已形成定式，但造型与乾陵不同，多为崇山峻岭之上作回首张望状。窦志强 在《唐陵石雕的考古学研究》中分析泰陵鸵鸟双腿较短，身躯肥硕，头较大，眼突出，尾巴尖且下垂。崇陵鸵鸟残高63厘米，长134厘米，个体相对较小,雕刻较粗疏。庄陵、端陵与景陵鸵鸟形制相似，头颈弯曲较大，身躯肥硕，尾小，腿短如鸭。腹下衬以山石，前后同高。

由盛唐-中晚唐时期翁仲形制变迁

翁仲，名阮翁仲，原型是秦始皇时的一名勇士，兵守临洮，威震匈奴。翁仲死后，秦始皇为其铸铜像，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。匈奴来使见之，以为翁仲犹存，逡巡不前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始皇二十六年时“收天下兵,聚之咸阳，销以为钟鐻，金人十二，重各千石，置廷宫中。”此“金人”为铜铸而成，也称之为“铜人”、“金狄”、“长狄”、“遐狄”等。后来翁仲专指陵墓前面及神道两侧的文武官员石像，唐代司马贞撰写的《史记索隐》记载：“各重千石，坐高二丈，号曰翁仲。”。

唐帝陵翁仲像始于高宗乾陵，其后各陵均在朱雀门东西各置翁仲10人。乾陵翁仲高约4米，雄壮健阔，头戴束发冠，八字胡，眼球突起，神情威严，造型粗犷有力。桥陵翁仲石像高度为诸唐陵之首，在3.67一4.28米之间，装束较乾陵更加细致优美。翁仲在唐建国初期诸陵，司马道左右皆是以定邦武将为基本造型。自唐玄宗泰陵起，翁仲像在神道两侧变为左（东）文臣、右（西）武将的形制。文臣头戴进贤冠，足登圭形深履，背部腰带下有双佩，两侧有串珠组成的旁缓。双手握芴板，易板上挫下方，形象稳重大方，两眼炯炯有神。《唐陵石雕的考古学研究/窦志强 》武将头戴鹖冠，手持七节宝剑。建陵翁仲像虽然在体量上不如乾陵桥陵高大，但雕刻却非常细致，从文臣武将面部各异的表情、到衣饰的褶皱纹理、造型明确的官帽、官靴的刻画都十分写实、精美。其后唐陵均从简而定，石刻造型无论从体量、还是艺术造型上多显“卑小”，制作工艺更是疏浅。“既无中唐时期精细圆活的资质，也无盛唐雄壮魁伟的气势，更没有初唐古朴雄奇的风格。”

由盛唐-中晚唐时期蹲狮形制变迁

狮子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，其作为陵墓雕刻最早见于汉代。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《水经注·滍水篇》记载，“彭山径其西北,汉安邑长尹俭墓东。冢西有石庙，庙前有两石阙，阙东有碑，阙南有二狮子相对” 由此可见东汉时期的石像生中就有了狮子。进入唐朝后，由于太宗时期国立昌盛，西域有更多的国家进贡狮子，据《旧唐书?康国传》记载，贞观九年，李世民命虞世南作《狮子赋》中说道“同百兽之率舞，共六扰而来驯。斯則物无定性，从化如神。”从中可看到威武之狮在李世民心中的位置。自唐乾陵开始，狮子作为帝王陵前的主要石像生，开始成为定制。乾陵位于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四门之外原置有石狮八尊（现存五尊）。其身躯高大饱满，狮头雕刻逼真有力，毛发卷旋有序、层次分明，稳健后蹲式的造型，彰显出李唐王朝盛世的稳固和强大。唐代开始，陵墓石狮开始出现蹲坐式，并呈现出驯服与温顺之色，以表朝纲威仪。对比六朝时期陵墓雕刻的夸张和神性的造型，乾陵雕刻显得更加质朴和写实，体现了大唐文化宏大而不是精微、厚重而不失浪漫的美学特色。“定陵与桥陵石狮造型基本相似，神态活泼安详，采用浮雕的手法来表现头部鬣毛，其特点以神态逼真而令人称道，被誉为唐帝陵石雕艺术的最高峰。自桥陵以后，诸唐陵石狮牡牡有别,一般为左牡右牡，牡狮卷霞合口，牡狮披鼠张口。”(《唐代帝王陵石雕刻比较性研究/王晶 》)。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，随着大唐综合国力的消减，“惠陵、泰陵、建陵、元陵、崇陵、丰陵时期的石狮体量变小，卷毛多长披小卷。”进入到中晚唐时期，狮子雕刻的体量及力度越显孱弱，如“端陵、贞陵、简陵、靖陵等石狮体形扁平, 面部表情呆滞，胸部宽胖, 比例失调。造型固定, 左狮为卷毛，右狮为顺毛，鬃毛排列分散无规律， 少见高浮雕，多线刻，浮雕越来越浅。胸前有两个小圆块肌肉, 缺少肌肉感。前肢短粗，与踏座几乎垂直。背部与踏座夹角变小，出现侧脊。左狮尾部从右腿绕，右狮尾部从左腿绕，尾部稍端伸出三缕，螺旋涡顶变小，未阴刻细毛。”(《试论唐陵石狮的造型演变/曾科 》)。